【安氏论坛贴精选】安氏历代家训与古代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

　　家训是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并随着家庭的巩固、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从现在掌握的史料看，中国古代家训，产生于西周，成熟于隋唐，完善于明清。中国古代家训的内容十分丰富，认真研究家训，探寻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对当今中国的家庭教育和素质教育都有着现实意义。

　　一、家训：西周到明清的历程
　　正人必先正己，“修己”是“治人”的必要前提。只有明德、修德才能施德治和德政。在“家天下”的年代，社会形态的变更和朝代的更姓换名固然是客观历史规律的作用所使然，但若就某代而言，君主的德行和修养与其江山的兴亡却有着必然的联系。西周初年，周公和召公正是基于这一目的来劝诫后辈重视自己的德行的。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家训的产生，又开了中国封建教育重德轻智的先河。

　　如果说西周的周公推行德治、倡导德育中心论只是做为一种教育思想来指导帝王家教的实施的话，那么，到了汉代，天下一统，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是用国家政权确定了儒家思想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察举制做为指挥棒更是使儒家的德行道艺成为士人的努力方向。西汉时期，王陵母伏剑而死，以固其子忠于刘邦之志；受她影响，东汉时赵苞的母亲也冒死勉励儿子弃母子私恩、存民族大义到了晋代，皇甫谧在叔母启发下，改变了“游荡过度”的坏习惯，“手不辍卷”地日夜苦读经书，终有所成就。由于他们的行为符合了当时统治阶级对于人才的基本要求，所以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后世影响也很大。但是这段时期的家训缺乏理论总结，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著作。

　　隋唐时期，中国社会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300多年分裂动乱之后，取得了全国统一和相对稳定。其间，统治阶级斗争不已，倾轧激烈。权力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昏君庸主身丧国灭，赢弱无能的官吏转死沟壑之间，游手好闲的贵族子弟流离失所。居安思危，严酷的事实激起了封建地主阶级名君贤臣的反思，他们从家训的角度在理论上研究如何使国家长治久安，使子孙永享富贵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和唐太宗的《帝范》。家训自此理论化、系统化、并趋向成熟。颜之推笃信儒教，学殊精博，曾“三为亡国之人”饱尝了人世的沧桑和生活的酸甜苦辣。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根据历史的、现实的和自己在教子、治家、处世、修身等方面的经验教训，写成了《颜氏家训》一书。如果说，成书于隋代的《颜氏家训》，主要代表了处于动荡年代的官僚地主阶级的家训思想，那么，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则集中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帝王家训思想。唐太宗更是把统治者的德行提到了一个关乎朝代存亡的至高地位，其重德的教育中心论，由此可见一斑。以后历代，《帝范》都受到王室的普遍重视。明成祖朱棣评价说：“其思患也，不可谓不周；其虑后也，不可谓不远矣!”

　　从宋代开始，做为血缘共同体的宗族组织 在民间自发地、普遍地成立起来。日趋完备、系统、成熟的儒家伦理思想，也逐渐渗透到家庭、宗族组织之中，家训进入繁荣时期。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得到皇帝支持后，封建道德的贯彻逐渐得到了宗族组织的保障，并且被家族化、宗法化，转化为家庭与家族具体的道德标准乃至家法规范，违背它们不仅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还要在家庭中受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惩罚。家法、宗族法不仅具有道德的劝谕性，而且在国家的支持下，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成为国家法律的补充形式，存在很大的强制性。

　　二、历代家训的积极影响
　　纵观历代家训，其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而且，其精华和糟粕也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错混杂在一起的。这决定了它的功能和作用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在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独立、巩固家庭团结和睦、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改善社会道德风尚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具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应予以肯定。另一方面，它又宣扬了陈腐的人生哲学，维护了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禁锢了人民的思想，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摧残了妇女的身心健康，这些应予以否定。

　　具体说来，我们应予以肯定的积极方面是：
　　第一、修身、齐家与治国相结合。
　　“古之善治其国者，必先齐其家，言自家之刑于国也。”(《李文公集·正位》)张九龄指出，“治国之道，实由家治也”，“家且未正，焉能正人”?家齐则国治。移孝与国，便是忠君。正如魏象枢所说：“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则充前裕后，在国则端本澄源。十年之后，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从自中出，将见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从培养人才和治国的角度看待家训，不把子女的教育视为个人的私事，这种思想是深刻的，可贵的。尽管它打有封建的烙印，存在历史的阶级局限性，但它对现实社会家庭教育的借鉴意义是很明显的。

　　第二、重爱国主义教育的优良传统。
　　儒家传统思想强调“君臣有义”，也就是说在涉、及国家和个人利益时，个人利益应无条件服从国家的利益。在国家危亡之时，不是考虑自己的性命，而且义无反顾地为国捐躯，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北宋欧阳修教侄：“如有差使，尽心向前，不得避事。”岳母为勉励岳飞为国效忠曾刺“精忠报国”于其背，他们的大无畏英勇事迹真是可歌可泣。

　　第三、重外界环境对孩子的影响。
　　人之初的婴儿，并没有区分是非善恶的能力。而且，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会使他们去盲目地效仿他人的言行。因此，社会习俗、友邻品行等会促成他们的习性、作风和品质。“孟母三迁”最后选定“学官之傍”住下，孟轲“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因此而“学六艺，卒成大儒之名”。慎交友也是历代家训中的重要课题，有许多精避的论述。

　　三、历代家训的消极影响
　　必须看到，中国古代家训毕竟是当时的产物，深深地烙上封建社会的烙印，其中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这些消极因素是需要我们摒弃的。

　　第一、灌输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等封建思想。
　　《庞氏家训》说：“父母在家中处独尊地位，事权得以专制，使契其纲领，内外肃然，敢不从令”。司马光说：“若以父母之命为非而直行己志，虽所执皆是，犹为不顺之子”。古代家训还注意灌输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有的宣扬妇女的卑弱性，认为“男的以强为贵，女的以弱为美”，所以女生下三日，使“卧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内训》)《女范捷录》则认为“忠臣不事二国，烈女不事二夫，故一与之礁，终身不移，男可重婚，女无再迁”，反对寡妇再嫁。

　　第二、灌输学优而仕、兴祖耀宗的名位思想。
　　三国时姚信《诫子》说：“苟善，则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则王公子之反为凡庶。可不勉哉!”一语道破了家训的目的。颜之推在训子时说：“虽百世小人，如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其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他不希望子孙耕田养马、经商赚钱，而要他们读书做官。当然，对官也要做具体分析，但把从事技艺、体力劳动置于读书之下，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的。

　　第三、灌输免祸、保身的处世哲学。
　　黄庭坚教弟子的一个诀窍是：“庇护同官之短，而推之以功，则我贵矣。 ‘老夫阅世以来，悉知三十年来守此拙分为不错也!”扬继盛教子说：“见人之善则对人称扬不已；闻人之过，绝口不对人言。”席间见人争语，在渐趋激烈时要离开。因为“坐视必见曲直，傥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这必然引起所非一方的不满，产生“怨恶之情”。上述明哲保身思想流毒甚广，以至今天还有清除的必要。

　　第四、实行棍棒主义，与灌输宗法专制思想相适应。
　　袁采认为：“父严而子知所畏，则不敢为非”，否则，子“咨其所行矣”。所谓“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棍头出孝子”皆是此义。梁代大司马王僧辩所受家教极严。他4O多岁时，已“为三千人将”，其母魏夫人“少有不如意犹捶挞之。”(《颜氏家训·教子》)明清时期的族规、家法把许多社会的和家庭的行为规范化、法律化，制定了生活覆盖面很广的条规，要求子弟、族人遵守，违者面责、罚款、棍责，以至处死，使棍棒主义的家教方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四、历代家训价值取向
　　中国历代家训自始至终都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教育的最高价值取向的。具体说来，这种价值取向又表现在以下三端：

　　第一、重义轻利的非功利主义价值观。
　　义利之争古往今来一直是各派思想家密切关注的焦点。儒家主张：重义而轻利。周公说：“义刑义杀。”孔子更是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非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中占据着统治地位，渗透到家族教育中，便表现为历代家训中特别重视封建伦理道德的养成。战国时田稷母家训有“非义之念，不萌于心。非礼之利，不入于家”的名句。“君臣有义”更是强调了“义”在个体修养中的重要地位。以后名人贤士纷纷以此来要求后代的言行，形成了中华民族家庭教育的优良传统。

　　第二、重家长权威和社会价值而轻个人价值。
　　“父为子纲”。在中国古代社会，家长在家里说一不二，处于唯我独尊的地位。对于父母的话，子女只有唯命是从，不敢有半点违怨。“子孙受长上的诃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得分理”。(《龙溪俞化宗谱·家规》)《郑氏规范》有：“卑幼不可抵抗尊长，其有出言不逊，所行悖戾者，姑诲之，诲之不悛者，则重捶之。”于是，在父母的斥责和棍棒下，便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没有个人思想的“顺民”。古代的家庭教育是反对个人价值的存在的。

　　第三、重教育的政治作用而轻经济作用。
　　儒家思想是宣扬非功利主义的，并且，这种教育价值观在我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中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这种非功利主义的教育价值观也并不是完全不讲功利的。倒是对教育的社会政治“功利”相当关注，求学是为了入仕做官，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颜之推把“知读”《论语》、《孝经》者”称为“人师”，而把耕田养马者称为“小人也”。他把从事技艺、体力劳动置于读经书之下，可见他轻视自然科技知识的倾向。不少家训虽然要子弟重视耕读，但其真实目的不是要子孙务农，而是怕子孙愚钝，科举名落孙山，或者官运不佳，在权力争斗中败北时有个退路，不致断衣食之源。其深层的思想是希望子孙高官厚禄，提高家族声望。这种重政治功利，而轻经济作用的价值观，适合社会长治久安的需要，对静态的农业文明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这种轻生产劳动的教育本位论，却有碍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他们影响至深至巨，直至今日遗风犹存。